来源：解放日报
一手紧握枪杆子，一手狠抓钱袋子。革命需要枪，也需要钱！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红色金融与革命军队同根同生，相辅相成。不少半途出家的“红色金融家”，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和经济环境的双重挑战，依仗共产党人的信仰、勇气和智慧，历经磨难，走出困境，“好钢用到刀刃上”，不断创造着金融奇迹，迎来“货币战场”上的捷报频传。
这里，记下的是革命军队初创之后，如何依靠智慧、胆略和牺牲精神当家理财的故事……
“扁担银行”：毛泽民肩挑红色金融命脉
红军长征行进的队列中，中国工农红军中央纵队第十五大队的番号，始终是一个“谜”。
这支由上百人组成的特殊编队装备的武器，不是长枪刺刀，也不是炸弹大炮，而是160多副扁担挑子。肩挑手扛的担子里，载有黄金150斤、白银840斤，以及大量的珠宝、银元、苏维埃国家银行印制的纸币，还有几台死沉死沉的印钞机和铸币机……为了实现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守护红色金融仅存的微弱火种，服务党中央财政需求，保障红军物资供给，这个世界上最小的国家银行，被挑在了肩上，踏上了征途。
早在1931年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就决定筹建国家银行，并委派在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展露杰出理财能力的毛泽民担任行长。这是中国共产党最早建立的全国性银行，日后逐步发展成为根据地经济的重要支柱。
银行刚创立时，毛泽民很快发现，他这个行长并非如旁人想象那么潇洒光鲜，缺钱，缺人，初始资金只有从闽西工农银行转来的20万元，全部人马一只手就能数过来：行长毛泽民、会计科科长曹菊如、业务科科长赖祖烈、总务科科长莫均涛、会计钱希均。他们的文化水平普遍不高，履历中与银行业务最接近者也就当过杂货店店员。尽管如此，他们面临的任务却相当艰巨：建立一套独立的中央银行体系，统一财政，调整金融，加强苏区经济建设，保障红军作战所需。
白手起家办银行，不知如何着手记账，怎么办？有一次，前线部队送来一批缴获的现洋，经手人员发现，现洋的包封纸竟然是国民党税务机关的四联单。毛泽民如获至宝，赶紧召集大家对四联单仔细分析研究，对金库的管理制度和流程加以改进，使金库资金的收款方、管理方（国家金库）、使用方和支配方都有了相应的记录，保证了财务制度的严谨。
从四联单得到启发，毛泽民立即签发通知，要求红军各级政治部、供给部，注意收集有关财政、银行、企业管理知识方面的书籍、文件、账簿、单据、报表等实物，备作参考，哪怕是片纸只字，都不要轻易丢弃。随着各种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慢慢正常运转起来。
时有“假币幽灵”游荡在苏区，搅乱了刚刚建立起来的金融体系，怎么办？毛泽民苦苦思索，一直找不到破解之术，一个意外，却让他茅塞顿开。一天晚上，毛泽民伏案工作，无意间披在身上的羊毛衫烧着了，袅袅烟雾促发了他的奇思妙想——何不在制造纸币时掺入一定比重的羊毛，这样既可通过透视纸币的特殊纤维，亦可通过火燎纸币发出的羊毛焦味，来辨别钞票的真伪。货币战场上的胜利，为苏区筑起了一道金融防线。
1934年10月长征开始后，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被编为中国工农红军，毛泽民担任起“扁担银行”的政委，在国民党数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和极端险恶的自然环境中，爬过雪山草地，翻越万水千山，即使经历艰苦卓绝，依然恪尽职守，没有放弃尝试利用货币的发行和回笼，帮助军队沿路筹款，驰援百姓活跃贸易。
要塞之地遵义是红军长征中进驻的最大城市。进城之后，红军急需补给物资，然而，1935年早春的遵义，土匪军阀横行，官僚奸商霸市，市面上的“硬通货”竟然是鸦片。红军当然不可能把银元换成鸦片再去购买短缺物资，而对于“扁担银行”里的苏区纸币，当地老百姓并不感冒。毛泽民看到集市上的食盐价格高得离谱，且都掌控在不法商贾手里，老百姓吃不到盐，很多人得了粗脖子病。好在红军一踏进遵义城，就雷厉风行打击了欺霸市场的军阀奸商，缴获了价值几十万元的食盐。毛泽民决计将这批食盐投放市场，且以极低价格销售，但规定必须使用苏币。短短的十余天，毛泽民带领“扁担银行”员工设立苏币兑换点，老百姓可用银元以1比1的比例兑换苏币，红军也可以拿着苏币在市场上购买物品。苏区纸币凭借良好的信用，迅速在遵义流通了起来。
创业艰难百战多。没过多久，“扁担银行”接到了随部队转移的命令，为了不让当地老百姓遭受损失，银行又开始迅速收回发行的苏币。撤离遵义之前，国家银行在遵义的闹市区张贴布告，设立了30多个兑换处，用银元、食盐等物资换回老百姓手中持有的苏币。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在遵义完成了苏区纸币的发行、流通至回收的全过程，创造了金融史上的一个奇迹！
这家不同寻常的“扁担银行”，虽然居无定所，设施简陋，但始终坚守着红色金融机构的信誉之本。
“扁担银行”辗转南北，当中央红军1935年秋冬之季抵达陕北吴起镇时，参加长征的14名苏维埃国家银行干部，只剩下了8个人了。“扁担银行”的家当经清点，尚存有黄金2担、白银及银元12担，另有珠宝若干。核对账目之后发现，除了长征路上的正常开支，竟然没有损失一块银元。
毛泽民的名字，也因此镌刻在红色中国的货币史上：一次是以总经理身份出现在“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股票上，另一次是以国家银行行长身份印制在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第一套货币上。
“马背银行”：高捷成穿山越岭开垦战地金融
“行无固址随军游，工无桌椅在炕头。有事即办无日夜，钱账随身安无忧。”
这首由当年冀南银行普通员工撰写的打油诗，再现了抗战岁月里“马背银行”的真实工作场景。
高捷成，中国人民银行前身之一的冀南银行首任行长，被称为“红军会计制度的创始人”“我党金融事业的奠基者”。虽然他的名字渐渐被人淡忘，但在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中，他是唯一烙有“金融印记”的人士。
1928年，一心想走“读书救国”之路的高捷成，考入了厦门大学攻读经济学，未毕业便只身来到上海中南银行谋职。工作之余，他找到了上海地下党组织，白天吃银行饭，晚上乔装成人力车夫，在上海大街小巷张贴革命标语，散发革命传单，却不幸被捕。彼时的上海滩，时局动荡，出狱后的高捷成不得不回到漳州老家，在宗叔开办的百川银庄里，谋到了一份月薪20块的出纳工作。
相对平静安逸的生活，显然不是高捷成所冀求的。其时，漳州龙溪农民在共产党福建省委的领导下已经开展了武装斗争，成立了农会和农民赤卫队，武装抗捐抗税，打击土豪劣绅。活跃于漳州九湖、南乡、漳浦一带的游击队队长王占春，系高捷成的同学，当高捷成去游击队驻地探访时，看到多名游击队员身负重伤，因为没有急需的药品医治而痛苦不堪，真是心急如焚。他突然想到银庄里贮存的银元，正是革命队伍眼巴巴盼望的救命“及时雨”，借经管业务之便，从银庄借用2万元巨款，帮助游击队购买药品和武器，缓解了队伍的燃眉之急。
红军在漳州驻扎了40余天，人地两熟、又有“理财头脑”的高捷成先后协助红军筹款100多万银元，部分银元之后被运到了江西瑞金，成为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建立的资本金，对红军在整个长征途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保障作用。在老同学王占春的鼓励下，高捷成决意弃商从戎，悄然告别刚刚分娩的妻子和父母双亲，一路北上抵达中央苏区。他走后没几天，登门催款的银庄老板踏破了高家门槛，妻子只好带着出生才3个月的儿子东躲西藏。对于先前借用的钱款，参加革命后的高捷成向银庄表示，所欠钱款，时刻记挂，当“国家得救，民族得存，清债还利，不短欠分文”。
踏上瑞金这片红土地，高捷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协助毛泽民草拟经济计划，筹划组建银行，在经济金融领域崭露头角。“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他随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八路军129师挺进太行山，开辟晋冀鲁豫敌后抗日根据地。1938年，日军对太行山根据地进行军事扫荡与经济掠夺，金融市场动荡不定，货币混乱，币值不一，给革命工作带来诸多不便，边区提出“要造出独立自主的地方性货币”。1939年10月，山西省黎城县小寨村的一间农家四合院，挂出了“冀南银行”的招牌，经129师政委邓小平举荐，高捷成出任行长兼政委。
冀南银行对外号称八路军工作团，为避免暴露目标，高捷成对每个厂址和隐蔽点都实地反复查看，印钞厂建在太行山的深山沟里，机器设备、印钞纸张油墨也分散在崇山峻岭的岩洞中。冀南银行的三个印钞厂，一旦面临扫荡，可做到3小时内安全转移。冀南银行的物资和设备，大多通过迂回曲折的关系和渠道，从日伪占领下的石家庄、德州等地采购而来，时常要靠人背马驮的方式，日夜兼程，躲避敌军的围追堵截，冀南银行也因此获称“马背银行”。
冀南币投放市场初期，市面上法币、山西票、河北票以及各种流通兑换券，林林总总，相当芜杂，甚至还有伪钞鱼目混珠。高捷成提出，货币要进行整顿，全边区应由冀南币占领阵地，尤其要打击伪钞，肃清土杂钞，建立冀南币为本位币的统一市场。几经争斗，冀南币信誉上升，阵地扩大，币值增高，终于站稳了本位币的脚跟，成为解放区流通最广泛的一种货币，供200个县市四千多万人口使用。据说连敌伪军营中的士兵都乐意保存冀南币，有的甚至还将它作为投降八路军的“通行证”呢。
1943年5月，敌人又对冀南地区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扫荡。当时，高捷成正在银行总部召开会议，获悉情报后立马肩负起“马背银行”的职责，执行隐藏银行物资的预案并要求员工迅速转移。之后他又返回总行部署反扫荡工作，几位同志建议立即撤离，但高捷成却坚持要到附近的分行开展救援工作。一个细雨蒙蒙的下午，一行人赶到河北省内丘县白鹿角村，由于汉奸告密，敌人奔袭而来包围了他们借宿的院子。大家全力往山上突围，到达村外时，高捷成发现警卫员没有跟上来，冒着子弹在耳边呼啸的危险，又返回村庄寻找，不幸被敌人的子弹击中，长眠不起，年仅34岁。
邓小平得知“马背银行”行长牺牲的消息，立即致电冀南银行，心情沉痛，一声长叹：“捷成同志牺牲了，这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啊！”
“窑洞银行”：朱理治足智多谋试水金融创新
红色金融一脉传。经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血雨腥风，红军到达陕北瓦窑堡后，被誉为“窑洞银行”的陕甘宁边区银行横空出世，它继承了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红色金融的血统，同时作为抗日战争时期最早设立的革命根据地银行，从1937年10月1日成立，至1947年11月因合并而变身为西北农民银行，在长达十余年时间里，陕甘宁边区银行一直扮演着边区政府金融中心的角色。
那段时期，陕甘宁边区金融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境地，财政寅吃卯粮，捉襟见肘，边区银行唯有依靠发行边币来接济，造成边币贬值，物价飞涨，群情大哗。1940年，毛泽东致信彭德怀，提到“根据地工作最差最无秩序最未上轨道的是财政经济工作，许多重要工作都接受了苏维埃时期的教训，独财经工作至今没有接受过去的教训，如不速加注意，必遭破产之祸”。在毛泽东看来，财经金融工作须加以改善。
危难之际，党中央于1941年3月任命朱理治为陕甘宁边区银行行长。朱理治虽曾考入清华大学经济系，但入学不久便投身革命，此后长期从事党的地方和军队工作，因此担任边区银行行长这样一个重要职务，对于他来说还是极富挑战性的。
新官上任三把火。朱理治甫一就任，头一把“火”直指“解决紧迫的财政困难，帮助发展生产事业”。朱理治认为解决金融问题的关键在于生产，为此他致信毛泽东，建议对公营事业放款“需重新配备，设法调剂，如能发展者促其尽量发展，不能发展者则收回放款转移生效最大之处”。在毛泽东的支持下，“窑洞银行”加大了对农业生产、贸易的放款力度，农业贷款更是从无到有，并以折实方式发放耕牛、农具等贷款，即按市价将贷款折成实物（粮食或棉花）放出，农民收获后交还等价实物。而且，不同地区还采取不同的折实方式，譬如在志丹、安塞等县，银行用镢头、犁、铧等实物贷出，用农产品收回；在安塞县，青黄不接时放出小米，秋收后仍用小米归还。朱理治的“普惠金融”实践，创造性与灵活性兼而有之，帮助农民解决了困难，促进了生产，银行的经营状况也得到了改观。
由于流通信誉尚未建立，边币也就无法如预想的那样，统占边区内部经济贸易市场。在民间，表面上不允许使用法币，实际上拿边币通常买不到东西。一些商家往往采取“暗号”进行买卖，要买货先问是大的还是小的（大的代表法币，小的代表边币），若是大的，货多价低，若是小的，货无价高。针对如是情形，朱理治想了一个既能集聚民众存款、又能提升边币信誉的两全之策：开办有奖储蓄。
1941年9月，“窑洞银行”推出第一期有奖储蓄，发放50万储蓄奖券，设立5万元奖金，相对于50元的本钱来说，奖金相当可观。这张用延安白麻纸印制的储蓄奖券，一石激起千层浪！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发布《告边区同胞书》，着力宣传储蓄意义，朱德、林伯渠等组成劝购团，并聘请延安市长李景林、市商会会长白振邦等知名人士为开奖委员会委员，极大推进了民众对储蓄奖券的认购热情。据当年12月29日《解放日报》报道，50万元奖券已基本售完。1942年1月1日，适逢元旦放假，延安当众举行开奖仪式，随着土制摇奖机的滚动，众目睽睽之下，头奖号码23083蹦落出来，幸运者为关中地区的一户农民。随即，在沸反盈天的敲锣打鼓声中，“窑洞银行”行长朱理治亲自把巨奖送到农民家中，引得围观者议论纷纷：“人家命好，得了头彩！” “八路军的‘票子’不骗人”……有奖储蓄的面世，不仅克服了边区通货膨胀和发展经济、打破封锁的矛盾，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提高了民众对银行发行边币的信任度，体现出边区政府、人民军队与老百姓的鱼水之情，收效甚好。
“小诸葛”朱理治在拓展“窑洞银行”业务的同时，亦注重自身队伍建设。当时的陕甘宁边区，虽然是全国革命精英的集散地，但金融方面的专业人才依然极为匮乏。为了广招人才，朱理治时有创新之举，不惜采取“贷款收买”的办法，与陕北公学、中国女子大学等建立“互惠”，由银行为其提供生产资金，作为交换，银行从这些学校中抽调知识分子，先后共50余名。经过朱理治的一手操持，陕甘宁边区银行工作人员的知识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大学生占到员工人数的40％以上。这段故事，在边区传为佳话。
朱理治出任“窑洞银行”行长尽管只有短短两年，却是边区银行最活跃的光景。在他的主持下，逐步建立了边区独立自主的货币体系，完善了新民主主义国家银行的职能，探索形成了完整的金融网络以及健全的规章制度，实现了诸多“革命根据地金融史上的创举”。查阅那时的《解放日报》，每月总有四五篇有关陕甘宁边区银行的报道，边区革命金融工作进入了一个鼎盛时期。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红色金融与革命军队同根同生，相辅相成。不少半途出家的“红色金融家”，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和经济环境的双重挑战，依仗共产党人的信仰、勇气和智慧，历经磨难，走出困境，“好钢用到刀刃上”，不断创造着金融奇迹，迎来“货币战场”上的捷报频传。
这里，记下的是革命军队初创之后，如何依靠智慧、胆略和牺牲精神当家理财的故事……
“扁担银行”：毛泽民肩挑红色金融命脉
红军长征行进的队列中，中国工农红军中央纵队第十五大队的番号，始终是一个“谜”。
这支由上百人组成的特殊编队装备的武器，不是长枪刺刀，也不是炸弹大炮，而是160多副扁担挑子。肩挑手扛的担子里，载有黄金150斤、白银840斤，以及大量的珠宝、银元、苏维埃国家银行印制的纸币，还有几台死沉死沉的印钞机和铸币机……为了实现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守护红色金融仅存的微弱火种，服务党中央财政需求，保障红军物资供给，这个世界上最小的国家银行，被挑在了肩上，踏上了征途。
早在1931年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就决定筹建国家银行，并委派在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展露杰出理财能力的毛泽民担任行长。这是中国共产党最早建立的全国性银行，日后逐步发展成为根据地经济的重要支柱。
银行刚创立时，毛泽民很快发现，他这个行长并非如旁人想象那么潇洒光鲜，缺钱，缺人，初始资金只有从闽西工农银行转来的20万元，全部人马一只手就能数过来：行长毛泽民、会计科科长曹菊如、业务科科长赖祖烈、总务科科长莫均涛、会计钱希均。他们的文化水平普遍不高，履历中与银行业务最接近者也就当过杂货店店员。尽管如此，他们面临的任务却相当艰巨：建立一套独立的中央银行体系，统一财政，调整金融，加强苏区经济建设，保障红军作战所需。
白手起家办银行，不知如何着手记账，怎么办？有一次，前线部队送来一批缴获的现洋，经手人员发现，现洋的包封纸竟然是国民党税务机关的四联单。毛泽民如获至宝，赶紧召集大家对四联单仔细分析研究，对金库的管理制度和流程加以改进，使金库资金的收款方、管理方（国家金库）、使用方和支配方都有了相应的记录，保证了财务制度的严谨。
从四联单得到启发，毛泽民立即签发通知，要求红军各级政治部、供给部，注意收集有关财政、银行、企业管理知识方面的书籍、文件、账簿、单据、报表等实物，备作参考，哪怕是片纸只字，都不要轻易丢弃。随着各种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慢慢正常运转起来。
时有“假币幽灵”游荡在苏区，搅乱了刚刚建立起来的金融体系，怎么办？毛泽民苦苦思索，一直找不到破解之术，一个意外，却让他茅塞顿开。一天晚上，毛泽民伏案工作，无意间披在身上的羊毛衫烧着了，袅袅烟雾促发了他的奇思妙想——何不在制造纸币时掺入一定比重的羊毛，这样既可通过透视纸币的特殊纤维，亦可通过火燎纸币发出的羊毛焦味，来辨别钞票的真伪。货币战场上的胜利，为苏区筑起了一道金融防线。
1934年10月长征开始后，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被编为中国工农红军，毛泽民担任起“扁担银行”的政委，在国民党数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和极端险恶的自然环境中，爬过雪山草地，翻越万水千山，即使经历艰苦卓绝，依然恪尽职守，没有放弃尝试利用货币的发行和回笼，帮助军队沿路筹款，驰援百姓活跃贸易。
要塞之地遵义是红军长征中进驻的最大城市。进城之后，红军急需补给物资，然而，1935年早春的遵义，土匪军阀横行，官僚奸商霸市，市面上的“硬通货”竟然是鸦片。红军当然不可能把银元换成鸦片再去购买短缺物资，而对于“扁担银行”里的苏区纸币，当地老百姓并不感冒。毛泽民看到集市上的食盐价格高得离谱，且都掌控在不法商贾手里，老百姓吃不到盐，很多人得了粗脖子病。好在红军一踏进遵义城，就雷厉风行打击了欺霸市场的军阀奸商，缴获了价值几十万元的食盐。毛泽民决计将这批食盐投放市场，且以极低价格销售，但规定必须使用苏币。短短的十余天，毛泽民带领“扁担银行”员工设立苏币兑换点，老百姓可用银元以1比1的比例兑换苏币，红军也可以拿着苏币在市场上购买物品。苏区纸币凭借良好的信用，迅速在遵义流通了起来。
创业艰难百战多。没过多久，“扁担银行”接到了随部队转移的命令，为了不让当地老百姓遭受损失，银行又开始迅速收回发行的苏币。撤离遵义之前，国家银行在遵义的闹市区张贴布告，设立了30多个兑换处，用银元、食盐等物资换回老百姓手中持有的苏币。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在遵义完成了苏区纸币的发行、流通至回收的全过程，创造了金融史上的一个奇迹！
这家不同寻常的“扁担银行”，虽然居无定所，设施简陋，但始终坚守着红色金融机构的信誉之本。
“扁担银行”辗转南北，当中央红军1935年秋冬之季抵达陕北吴起镇时，参加长征的14名苏维埃国家银行干部，只剩下了8个人了。“扁担银行”的家当经清点，尚存有黄金2担、白银及银元12担，另有珠宝若干。核对账目之后发现，除了长征路上的正常开支，竟然没有损失一块银元。
毛泽民的名字，也因此镌刻在红色中国的货币史上：一次是以总经理身份出现在“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股票上，另一次是以国家银行行长身份印制在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第一套货币上。
“马背银行”：高捷成穿山越岭开垦战地金融
“行无固址随军游，工无桌椅在炕头。有事即办无日夜，钱账随身安无忧。”
这首由当年冀南银行普通员工撰写的打油诗，再现了抗战岁月里“马背银行”的真实工作场景。
高捷成，中国人民银行前身之一的冀南银行首任行长，被称为“红军会计制度的创始人”“我党金融事业的奠基者”。虽然他的名字渐渐被人淡忘，但在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中，他是唯一烙有“金融印记”的人士。
1928年，一心想走“读书救国”之路的高捷成，考入了厦门大学攻读经济学，未毕业便只身来到上海中南银行谋职。工作之余，他找到了上海地下党组织，白天吃银行饭，晚上乔装成人力车夫，在上海大街小巷张贴革命标语，散发革命传单，却不幸被捕。彼时的上海滩，时局动荡，出狱后的高捷成不得不回到漳州老家，在宗叔开办的百川银庄里，谋到了一份月薪20块的出纳工作。
相对平静安逸的生活，显然不是高捷成所冀求的。其时，漳州龙溪农民在共产党福建省委的领导下已经开展了武装斗争，成立了农会和农民赤卫队，武装抗捐抗税，打击土豪劣绅。活跃于漳州九湖、南乡、漳浦一带的游击队队长王占春，系高捷成的同学，当高捷成去游击队驻地探访时，看到多名游击队员身负重伤，因为没有急需的药品医治而痛苦不堪，真是心急如焚。他突然想到银庄里贮存的银元，正是革命队伍眼巴巴盼望的救命“及时雨”，借经管业务之便，从银庄借用2万元巨款，帮助游击队购买药品和武器，缓解了队伍的燃眉之急。
红军在漳州驻扎了40余天，人地两熟、又有“理财头脑”的高捷成先后协助红军筹款100多万银元，部分银元之后被运到了江西瑞金，成为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建立的资本金，对红军在整个长征途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保障作用。在老同学王占春的鼓励下，高捷成决意弃商从戎，悄然告别刚刚分娩的妻子和父母双亲，一路北上抵达中央苏区。他走后没几天，登门催款的银庄老板踏破了高家门槛，妻子只好带着出生才3个月的儿子东躲西藏。对于先前借用的钱款，参加革命后的高捷成向银庄表示，所欠钱款，时刻记挂，当“国家得救，民族得存，清债还利，不短欠分文”。
踏上瑞金这片红土地，高捷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协助毛泽民草拟经济计划，筹划组建银行，在经济金融领域崭露头角。“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他随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八路军129师挺进太行山，开辟晋冀鲁豫敌后抗日根据地。1938年，日军对太行山根据地进行军事扫荡与经济掠夺，金融市场动荡不定，货币混乱，币值不一，给革命工作带来诸多不便，边区提出“要造出独立自主的地方性货币”。1939年10月，山西省黎城县小寨村的一间农家四合院，挂出了“冀南银行”的招牌，经129师政委邓小平举荐，高捷成出任行长兼政委。
冀南银行对外号称八路军工作团，为避免暴露目标，高捷成对每个厂址和隐蔽点都实地反复查看，印钞厂建在太行山的深山沟里，机器设备、印钞纸张油墨也分散在崇山峻岭的岩洞中。冀南银行的三个印钞厂，一旦面临扫荡，可做到3小时内安全转移。冀南银行的物资和设备，大多通过迂回曲折的关系和渠道，从日伪占领下的石家庄、德州等地采购而来，时常要靠人背马驮的方式，日夜兼程，躲避敌军的围追堵截，冀南银行也因此获称“马背银行”。
冀南币投放市场初期，市面上法币、山西票、河北票以及各种流通兑换券，林林总总，相当芜杂，甚至还有伪钞鱼目混珠。高捷成提出，货币要进行整顿，全边区应由冀南币占领阵地，尤其要打击伪钞，肃清土杂钞，建立冀南币为本位币的统一市场。几经争斗，冀南币信誉上升，阵地扩大，币值增高，终于站稳了本位币的脚跟，成为解放区流通最广泛的一种货币，供200个县市四千多万人口使用。据说连敌伪军营中的士兵都乐意保存冀南币，有的甚至还将它作为投降八路军的“通行证”呢。
1943年5月，敌人又对冀南地区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扫荡。当时，高捷成正在银行总部召开会议，获悉情报后立马肩负起“马背银行”的职责，执行隐藏银行物资的预案并要求员工迅速转移。之后他又返回总行部署反扫荡工作，几位同志建议立即撤离，但高捷成却坚持要到附近的分行开展救援工作。一个细雨蒙蒙的下午，一行人赶到河北省内丘县白鹿角村，由于汉奸告密，敌人奔袭而来包围了他们借宿的院子。大家全力往山上突围，到达村外时，高捷成发现警卫员没有跟上来，冒着子弹在耳边呼啸的危险，又返回村庄寻找，不幸被敌人的子弹击中，长眠不起，年仅34岁。
邓小平得知“马背银行”行长牺牲的消息，立即致电冀南银行，心情沉痛，一声长叹：“捷成同志牺牲了，这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啊！”
“窑洞银行”：朱理治足智多谋试水金融创新
红色金融一脉传。经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血雨腥风，红军到达陕北瓦窑堡后，被誉为“窑洞银行”的陕甘宁边区银行横空出世，它继承了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红色金融的血统，同时作为抗日战争时期最早设立的革命根据地银行，从1937年10月1日成立，至1947年11月因合并而变身为西北农民银行，在长达十余年时间里，陕甘宁边区银行一直扮演着边区政府金融中心的角色。
那段时期，陕甘宁边区金融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境地，财政寅吃卯粮，捉襟见肘，边区银行唯有依靠发行边币来接济，造成边币贬值，物价飞涨，群情大哗。1940年，毛泽东致信彭德怀，提到“根据地工作最差最无秩序最未上轨道的是财政经济工作，许多重要工作都接受了苏维埃时期的教训，独财经工作至今没有接受过去的教训，如不速加注意，必遭破产之祸”。在毛泽东看来，财经金融工作须加以改善。
危难之际，党中央于1941年3月任命朱理治为陕甘宁边区银行行长。朱理治虽曾考入清华大学经济系，但入学不久便投身革命，此后长期从事党的地方和军队工作，因此担任边区银行行长这样一个重要职务，对于他来说还是极富挑战性的。
新官上任三把火。朱理治甫一就任，头一把“火”直指“解决紧迫的财政困难，帮助发展生产事业”。朱理治认为解决金融问题的关键在于生产，为此他致信毛泽东，建议对公营事业放款“需重新配备，设法调剂，如能发展者促其尽量发展，不能发展者则收回放款转移生效最大之处”。在毛泽东的支持下，“窑洞银行”加大了对农业生产、贸易的放款力度，农业贷款更是从无到有，并以折实方式发放耕牛、农具等贷款，即按市价将贷款折成实物（粮食或棉花）放出，农民收获后交还等价实物。而且，不同地区还采取不同的折实方式，譬如在志丹、安塞等县，银行用镢头、犁、铧等实物贷出，用农产品收回；在安塞县，青黄不接时放出小米，秋收后仍用小米归还。朱理治的“普惠金融”实践，创造性与灵活性兼而有之，帮助农民解决了困难，促进了生产，银行的经营状况也得到了改观。
由于流通信誉尚未建立，边币也就无法如预想的那样，统占边区内部经济贸易市场。在民间，表面上不允许使用法币，实际上拿边币通常买不到东西。一些商家往往采取“暗号”进行买卖，要买货先问是大的还是小的（大的代表法币，小的代表边币），若是大的，货多价低，若是小的，货无价高。针对如是情形，朱理治想了一个既能集聚民众存款、又能提升边币信誉的两全之策：开办有奖储蓄。
1941年9月，“窑洞银行”推出第一期有奖储蓄，发放50万储蓄奖券，设立5万元奖金，相对于50元的本钱来说，奖金相当可观。这张用延安白麻纸印制的储蓄奖券，一石激起千层浪！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发布《告边区同胞书》，着力宣传储蓄意义，朱德、林伯渠等组成劝购团，并聘请延安市长李景林、市商会会长白振邦等知名人士为开奖委员会委员，极大推进了民众对储蓄奖券的认购热情。据当年12月29日《解放日报》报道，50万元奖券已基本售完。1942年1月1日，适逢元旦放假，延安当众举行开奖仪式，随着土制摇奖机的滚动，众目睽睽之下，头奖号码23083蹦落出来，幸运者为关中地区的一户农民。随即，在沸反盈天的敲锣打鼓声中，“窑洞银行”行长朱理治亲自把巨奖送到农民家中，引得围观者议论纷纷：“人家命好，得了头彩！” “八路军的‘票子’不骗人”……有奖储蓄的面世，不仅克服了边区通货膨胀和发展经济、打破封锁的矛盾，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提高了民众对银行发行边币的信任度，体现出边区政府、人民军队与老百姓的鱼水之情，收效甚好。
“小诸葛”朱理治在拓展“窑洞银行”业务的同时，亦注重自身队伍建设。当时的陕甘宁边区，虽然是全国革命精英的集散地，但金融方面的专业人才依然极为匮乏。为了广招人才，朱理治时有创新之举，不惜采取“贷款收买”的办法，与陕北公学、中国女子大学等建立“互惠”，由银行为其提供生产资金，作为交换，银行从这些学校中抽调知识分子，先后共50余名。经过朱理治的一手操持，陕甘宁边区银行工作人员的知识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大学生占到员工人数的40％以上。这段故事，在边区传为佳话。
朱理治出任“窑洞银行”行长尽管只有短短两年，却是边区银行最活跃的光景。在他的主持下，逐步建立了边区独立自主的货币体系，完善了新民主主义国家银行的职能，探索形成了完整的金融网络以及健全的规章制度，实现了诸多“革命根据地金融史上的创举”。查阅那时的《解放日报》，每月总有四五篇有关陕甘宁边区银行的报道，边区革命金融工作进入了一个鼎盛时期。